核心观点：
1.疫情与槽糕的全球宏观经济形势给干预主义，也就是国家（政府）干预，甚至主导经济提供了过多的理由。短期内，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干预主义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进一步碾压了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在中国的狭隘空间。
2.我国在十八大和十九大明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是长期考虑，与短期的干预主义是存在矛盾的。如何在新宏观经济形势下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了一个亟需讨论的问题。
3.我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要素市场改革缓慢，资源错配问题严重。货币政策的长期宽松是导致资源错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推进要素市场市场化改革在长期比货币政策扩张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要重要的多。
4.新宏观经济形势下的货币政策选择的定位应为：在兼顾短期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继续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理念，货币不宜过度扩展，货币不必为财政政策预留过多空间。
目录
1.疫情与新宏观形势
2.宏观的短期与长期分析：凯恩斯VS自由主义
3.资源错配、货币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4.货币政策选择
5.总结
1.疫情与新宏观形势
央行表示，全球疫情负面影响可能超预期。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全球经济遭遇供需双侧冲击，短期已滑入衰退轨道。尽管各国均已出台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抗击疫情，但政策力度和实施效果存在差异，此次疫情本身是外生的，但其发展又依赖于全球的抗疫举措，体现了外生转内生、外生与内生交互影响的特点。在目前仍缺乏强有力的国际协调背景下，疫情或在全球出现反复，可能引发经济社会运行的多次“暂停”和“重启”。
2.宏观的短期与长期分析：凯恩斯VS自由主义
宏观经济学分为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短期重需求，长期看供给。干预主义主要说的是短期分析的凯恩斯主义。2020年疫情与槽糕的全球宏观经济形势给干预主义，也就是国家（政府）干预，甚至主导经济提供了过多的理由。短期内，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干预主义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进一步碾压了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在中国的狭隘空间。
我国在十八大和十九大明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是长期考虑，与短期的干预主义是存在矛盾的。如何在新宏观经济形势下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了一个亟需讨论的问题。
3.资源错配、货币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资源配置有效性是指各个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相等，而生产要素错配是对资源配置有效性的一种偏离状态，具体表现为低效率的生产部门占用过多生产要素，而高效率部门生产要素投入不足，进而导致资源配置无效。资源错配会带来无谓的效率损失。
Hsieh and Klenow（2009）研究表明，在制造业行业，如果我国资源配置能够达到美国的水平，就可以获得较大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他们的研究表明，“假设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配置能达到美国的配置，我们计算得到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50%，印度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40%—60%。”因此，对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考虑生产资源错配状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逐步确立，要素价格扭曲不断下降，但距离资源配置最优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特征事实是，经济中存在各种壁垒阻碍了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其中货币政策在信贷领域加大了资金的错配。Song et al.（2011）通过一个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中国特征事实，其假设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生产率存在差异，同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存在差异。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的生产率更高，但其融资能力却低于国有企业。研究表明，该模型可以较好的解释中国经济高经济增长率、高投资回报率以及外汇盈余同时并存的问题。由于国内资本市场是不完备的，民营企业通过国外资本市场融资。劳动力从国有企业流向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投资规模缩小，国内银行的借贷减少，银行用其资产购买国外债券。他们的研究发现，银行贷款主要流向了低生产率的国有企业，高生产率的私有部门却难以从银行体系获得贷款，资金的错误配置导致中国在投资回报率很高的同时却积累了大量回报率很低的外汇储备。由此，他们解释了中国经济的一个“谜团”：中国经济增长率和投资回报率很高，同时却存在大量外贸顺差并积累了很多低回报的外汇储备。
经测算，我国资本扭曲值的变动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78年上升到1981年最大值0.9907，资本扭曲值接近1，这意味着在1981年我国资本存在严重错配；第二阶段，自1981年最大值逐步下降到1987年最小值0.2987，第三阶段，1988-2015年，经历1988-1990年的较短时期的上升后呈总体下降态势，在2001-2015年资本扭曲值已经低于0.4，说明我国资本错配情况得到显著改善，但依然处于高位。
4.货币政策选择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调控体系逐渐形成，其具体任务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被简称为“三去一降一补”，同时形成了”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支柱。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中，有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这其中，货币政策理应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首先，货币政策目标问题。数轮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央行开始重视金融稳定职能，推出宏观审慎政策，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列为重要的货币政策目标。中国央行一直采取多目标制，包含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多目标之间存在取舍问题，货币政策必须审慎，在多目标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在“三去一降一补”中，也存在货币政策目标取舍问题。去产能需要适度扩大总需求，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去库存需要较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条件；降利息与融资成本需要较为充裕的流动性，却可能导致加杠杆。货币政策必须在防止资产泡沫、加杠杆与去库存之间取得平衡。我们认为，当这些目标之间存在冲突时，应在控制资产泡沫、防止加杠杆的前提下，以时间换空间，在较长的时间化解高库存问题。
其次，供给改革和需求管理。货币政策是进行总需求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代表完全放弃需求管理。需求管理侧重提高有效需求，属于短期调控政策，熨平经济波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应会趋向弱化；供给侧改革着眼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优化资源配置，激发经济的内生增长动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属于长期战略设计。经济政策偏重供给侧还是需求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供给侧改革离不开稳定的宏观环境。就货币政策来说，主要目的是营造稳定、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应当保持审慎和稳健，需要保持灵活适度。
再次，总量政策和结构性工具。货币政策是调节总需求的手段，是总量政策，传统的降息降准、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工具注入流动性都是作用于整个金融体系，也被称为“大水漫灌”。货币政策的定向工具有结构性引导作用，主要为了满足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特定社会事业的资金需求。结构性工具有定向降准、特定目的再贷款、信贷政策等，本着“有保有压、有扶有控”的原则向特定领域提供金融支持。但结构性工具与总量工具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在完善市场中，总量工具一定会达到结构上的最优使用，因此，注重结构性工具不过是承认现行的市场体制存在百般弊端罢了。况且，过度使用结构性工具同样会造成总量过多，干扰市场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只注重总量工具又会使杠杆率和债务水平进一步攀升，资产泡沫越来越大，甚至加大本币的贬值压力和潜在的金融风险。“三去一降一补”任务需要稳定的宏观环境，应当协调总量工具与结构性工具的使用，作为总量政策的传统货币政策工具需要谨慎使用，结构性工具的使用也要注意量的问题。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我国存款准备金率还处于高位。商业银行上缴存款准备金得到的利率很低，而央行以各种短期工具给商业银行的“便利”则要收取高得多的利息。以便利工具替代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短期可以理解，长期则不可取。资金外流、外汇储备减少，也要求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以补充外汇占款减少带来的流动性不足。
5.总结
短期货币政策选择：
货币不等于流动性，货币只是流动性的基础，是最主要的执行流动性功能的媒介之一（并不是全部）。极端情况下，货币如果全部窖藏，流动速度为零，那么市场上也没有流动性。哈耶克曾提出的“致命的自负”来反映央行问题：企图用一个中央银行的“金融计划经济”来替代无比复杂精致的现代金融体系——不仅完全不可能，会完全违背了市场主义优胜劣汰的价值观。
短期将稳健的货币政策提法改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合意的，但也要控制住度。美联储无限量宽松后，人民币会有升值压力，因此资本账户管理不能轻易放松。要控制好人民币升值的力度，以小于3%为宜。
长期货币政策选择：
与美国相比，我们的货币总量已经严重超出了经济总量。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不到100万亿，但是货币总量是200万亿，这种超限就预示着未来存在特别大的风险。
长期应继续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理念，货币不宜过度扩展，货币不必为财政政策预留空间。货币政策的长期宽松是导致资源错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推进要素市场市场化改革在长期比货币政策扩张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要重要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