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印度都是我国需要长期持续认真研究并严肃对待的邻居。就总体战略性原则而言，正如国务委员兼外部部长王毅最近在记者会上所宣告的：“中印是朋友和伙伴，而不是威胁和对手。双方应相互成就而不是相互消耗，加强合作而不是彼此防范。”
这也是一位学者张文木教授站在中国地缘政治立场上认识与研究印度和印度洋问题时所秉持的总体理念：中印两国可谓“兄弟无远”。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讲战术策略。尽管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但这一问题的最终妥善解决，还是需要斗争与合作两种手段，并把握好两者的运用时机与力度。
中印两国不但是相互搬不走的邻居，也有着诸多共同之处。即使是不时相当尖锐的边界问题，也是两国均遭西方列强殖民半殖民侵略与统治的见证，是西方帝国蓄意留给两国的历史麻烦。正因如此，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历史进程中，既有良好合作，也有激烈斗争。
良好合作如，1954年中印签署了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印度政府愉快地同意撤退其在中国西藏地方的武装卫队；并愉快地同意将印度政府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驿站和邮政、电报及电话等企业以及其全部设备交给中国政府。” 也是在这次谈判中，两国共同提出并遵循了“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斗争如，针对印军大规模武装入侵，1962年10月17日晚11时，毛泽东主席签署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于20日拂晓发起中印边境全线反击战。当月22日国防部发表声明：“为了防止印度军队卷土重来，再度发动进攻，我边防部队在自卫战斗中，没有必要再受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约束。”历时一个月的反击战，将印军全部赶出我实际控制区后，中国主动宣布全线停火，并将军队后撤至实际控制线以北20公里，完成了毛泽东主席讲的“打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的目标。对印军事斗争的目的，仍然是促进和平解决争端。这为我国赢得了对印关系的主动权。
当今的印度，不仅是一个人口数量与中国比肩的大国，也是一个有着强烈发展抱负意愿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印度不时被美欧主要西方国家拉拢与利用，印度也同时在利用这种拉拢利用，但，印度并非甘心也不可能完全追随西方强权，反而对现行全球体系及其主导者的西方强国多有不满。
我对印度的认知以及同其官方的接触，仅限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筹建期间与开业运营的初期阶段。从中也可洞察印度的一些特征。对于中国提出的亚投行倡议，在东盟十国明确表明参与后，印度同意参与。几次筹建阶段的多边磋商会议上，印度代表在赞同中方倡议的同时，也对美欧主导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怨声载道，甚至是强烈不满，希望共同创建一个有所不同的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
尽管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采取了消极态度甚至有所微词，但对于亚投行的筹建，印度总体上还是积极的。当然，这是印度基于自身利益盘算的国家决策。这无可厚非。至于过去五年多来，印度获取了亚投行近三分之一的贷款投资累计额，是否符合亚投行框架下的合理公平原则，需要亚投行决策层结合各个成员国的需求和章程进行总结评估，通过在经营管理决策与执行机制上的不断建设和优化，确保尽可能公平公正合理地满足各发展中成员国的需求。
过去多少年来，特别是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借鉴了很多中国促进发展的政策经验，也吸取了一些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教训，以便极尽努力地发展自已。这值得我们正视和尊重。
199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建立特区，加强中央政府集权的尝试，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并推动各个地方政府大力招商引资，高度重视制造业和产业链建设，修订一些阻碍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等等，都是印度政府在追求发展道路上的努力，一些政策措施也折射出对中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吸取。
印度是相对复杂些，相比中国也相对落后些，但，又有哪个国家尤其大国不是复杂的呢？的确，中印有分歧有竞争甚至有冲突。但所有这些，并不成为为我们忽视印度追求自身发展的战略、策略及其实践努力的理由，更不意味着印度没有什么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相反，印度的一些努力与做法，很值得我们反思和学习。
诚然，印度采取了西方那套政治体制并接受了相关价值观念，但印度并没有十分着意以此作为取悦西方与国际社会的东西，而是十分在意本土精神，这尤其体现在其影视作品中。印度出口到国外的影视作品，主要是那些体现了民族自信、努力奋斗和乐观向上精神的。诸如我看过的《印度合伙人》、《摔跤吧爸爸》、《厕所革命》，在观看过程中，你不得不正视这些作品所体现出来的自信、抱负和积极乐观的一面，也由此使你不得不重视这个国家。
在这一方面，是不是值得我国某些领域某些作者导演的反思呢？固然有着西方蓄意利用“灰黑滤镜”来抹黑、丑化与扭曲我国的一面，但不容否认的是，某些作者导演也有着主动迎合西方的一面。对此，长期旅居法国而对西方有着近距离持续观察、分析与体会的中国学者边芹，在其一系列文章中，有着直白却深刻的揭示与批判。
在经济上，印度政府已将制造业作为其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为此，依托其巨大的潜在市场，已经并正在展开一系列改革。在鼓励各个邦竞争性招商引资过程中，依据投资额、业务模式、就业数量等，以占总投资额30%-100%不等的“财政返还”形式大规模增强其政府投入。
特别地，针对中高端制造业，印度已经开始实施大规模的“进口替代战略”与“出口导向战略”，并利用关税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政策手段，推动产业链在本土的落地聚集与延伸。
比如，鉴于外国手机整机大量销往印度的现象，印度政府先是通过大幅提高整机的关税，迫使手机厂商到印设厂。2017年7月1日，印度开始对进口手机征收10%的关税；2017年12月，提高到15%；2018年2月，再次将手机整机关税从15%提高到20%。
在此基础上，印度并不甘心只是做整机的组装。于是，紧接着大幅提升了手机零部件元器件的进口关税，迫使部件供应商也在印度设厂生产。2020年10月1日，印度对智能手机显示模组、触控模组、连接器的基本关税（BCD）从0提高到10%，总附加关税为12.3%；2021年，印度财政部长表示，手机制造过程的部分零部件将被征收2.5％的关税，而不是迄今为止完全免税的情况；电路板、充电器和手机适配器的塑料成型件的关税从10％提高到15％。修订后的关税税率也适用于电子电器行业。
要知道，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手机市场，也是中国手机厂商的主要出口市场。2020年，印度共有1.45亿部智能手机出货量，其中，中国手机的份额高达77%。仅小米手机2020年第四季度在印度的出货量就达1200万部。上述印度政府对材料、器件与整机进口关税的大幅提升，配合其国内针对性优惠措施，致使围绕手机制造的上下游整条产业链正在快速而集中性地向印度转移。
不只手机，包括电子信息产业在内的多种制造业产业链也出现了类似迹象。这才是值得中国上下所高度重视的。
印度政府重新审核了与东盟、韩国、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就包括通过惩罚性关税限制电子领域产成品和半成品的大量输入。为了保持包括关税在内的相关政策手段的运用自主权，以推进“进口替代战略”，加速制造业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恐怕才是印度没有加入RCEP（《区域经济全面伙伴关系协定》）的真正原因吧。
从印度自身的国家利益角度看，包括关税在内各种政策手段的自主运用，恰恰是悟到了英美在各自快速赶超发展阶段的真谛，也充分吸取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些教训。这不得不令我国相关方面深思与反思。
反观我国曾经一度的不短时期内，几乎迷信并照搬了美国1970年代末以来基于新自由主义的一套，过早过快地放弃了一些政策手段的自主运用权利。中国当然与印度不同，但是，即便再怎么不同，相比上述印度针对高端产业运用关税手段，2001年中国“入世”的某些承诺，却妥协到不仅接受了美国强行要求的允许外国企业对中国通讯产业拥有高达49%的份额，以及西方进入中国市场与技术转让分开的要求，还对高科技实施零进口关税，致使从材料、零部件到整机的大量涌入，不仅使外方垄断了中国高端产业市场，也使中国长期从事着到岸组装的低端产业活动，至今仍然深陷“卡脖子”“掉链子”的困扰之中。同印度相比，这难道不值得严肃反思吗？
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苗圩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3月7日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大会发言中讲道：
“在全球制造业四级梯队格局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成就很大，但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基础能力依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掉链子’风险明显增多，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得过早、过快，不仅拖累当期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就业，还将带来产业安全隐患，削弱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应）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步伐，保护我国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保护好几十年来攒下的家底。”
作为原工信部长，苗芋完全有针对中国制造业的发言资格，他的这一结论可谓一语中的。之所以如此，新老原因都有，需要警醒与认真总结。反思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相互比较，也是为了增强自身。
对印斗争是为了合作，合作是主流，合作里当然也有斗争。无论合作还是斗争，都应划定底线讲求策略。
印度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持续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印度有着值得我们学习之处。相对于印度，如果我们想继续保持一些领域或者整体上的相对发展优势，就需要确实做到“互学互鉴”，而不仅仅将其当作一句口号，更不应只是看到印度相对落后的一面，尤其不可一味以优越甚至“调侃”的心态和口气来认识与讨论印度。
(供稿：林光彬 审核：林光彬 编辑：王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