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极其特殊的一年：
一是，新冠疫情的冲击，在程度上远超以往，是多重叠加性的。无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西方金融经济危机，都远不及这次冲击。尽管前两次冲击都给我国经济增长造成了很大困难，但均为单一性外部冲击，主要是外贸与外资遭受较大压力。这次，是内外冲击一起发力，更是在尚未完全走出2008年危机后续影响以及美国对华政策几乎完全转向，特别是对华大规模贸易战高科技产业战的同时，爆发的力度更大的冲击，是叠加性的。
二是，疫情的冲击，是多方面多领域的。受到冲击的首先是生命健康，紧随其后的是经济活动，接下来是中美这样的大国关系，及其带来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其中的大国关系、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较大以至重大变动，尤其是主要经济体合作应对危机的意愿与力度大大减弱，又深刻而全面地影响着全球范围内包括贸易、投资、生产分工协作等在内的整体经济活动。这是一个继而往复的相互影响过程。
三是，全球产业链受到较大冲击，多样化、分散化与脆弱化的趋势难以避免。过去多少年来，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与延伸，呈现发达化的同时，也变得日益脆弱。全球产业链的重整，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上中下游，任何一个环节的复产复工，均依赖其他环节能否复产复工，这在疫情冲击下变得非常困难。致使各主要经济体加快产业链调整，以减少对外依赖的同时，也迫使各类企业重新认识与调整有关库存及其相对成本问题。这对中国影响巨大，有利有弊。
四是，全球经济增长不仅断崖式下跌，通缩也是短期内面临的主要问题。过去几个月的相关指标，已证明了这一点。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疫情仍然看不到尽头，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愈演愈烈的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将使主要经济体的CPI与PPI继续面临下滑的压力。这也为实施大力度政策刺激打开了大门。
五是，财富进一步趋于集中化，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平程度进一步加大。这是任何一次无论什么性质的大规模危机，都会导致的结果。这将进一步导致社会总需求减缩，加据经济恢复增长的压力。
为此，从刚刚结束的“两会”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看，中国政府做出了一系列部署，实施一揽子经济救助与刺激计划。初步估算，仅是包括减税降费在内的财税政策，实际增加投入8.25万亿元，预计有3倍以上的带动效应。
接下来，关键是如何将这些政策落到实处，实现预期效果。对此，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围绕“六保”“六稳”以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应以国务院名义，制定发布相关政策实施的标准、条件、步骤、时间表等一系列具体细致的规定，避免各部门与各级地方政府擅自随意行事，确保政策措施执行之中不走样不扭曲。对此，可充分吸取1998年和2008年经济刺激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二是，进一步强化既有的中央政府督察指导机制。对照已确定的政策措施与实施细则规定，中央政府应更加有针对性地密集派出督导小组，或者考虑直接驻扎各级政府，并直插基层，持续而全面地予以督导，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三是，建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对此，已有先例。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财政部与人民银行曾建立定期协商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小组，我是当时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这一次，应在国务院层面建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委员会，就两项政策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发力，确立定期不定期协调机制。对于两项政策的协调配合，不可陷入教科书式的教条性争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以今年既定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实现预期效果为出发点。
四是，从今年财政支出与信贷增量尤其是政策性信贷中，拿出一部分，作为专项基金，用于帮助那些过于依赖海外特别是发达国家低端市场的中小型出口生产加工企业的转型。降低对美国等发达国家低端市场的依赖，促进相关企业转型，增强经济主导权，本来就已经是被动或主动在做的事情。这次疫情冲击，导致一些这样的企业失去订单甚至不再有订单，国家应当加大力度帮助这些企业转型，包括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帮助。
五是，中央政府应密切监察相关部门与各级地方政府针对三农特别是农民宅基地方面的措施动向，应严禁在这个时期通过拆除农民房子“赶农民上楼”来实行什么“大规模迁村并点”的措施。
我赞同并强烈支持长期从事乡村研究的优秀学者所一再强调并呼吁的观点，乡村是中国快速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与蓄水池。正因为保留了乡村尤其是广大中西部一般农业地区的农民宅基地与承包田，确保进城农民有退路，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选择，增强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才使得中国能够从容有效应对历次重大内外冲击，世所罕见地长期保持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社会稳定。应对这次疫情冲击，中国乡村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宅基地，即使暂时空置，也是一种必要的资源冗余。在今年各方面对公共财政资源都有强烈需求的情况下，对于乡村振兴的投入，应尽可能向广大中西部一般农业地区的乡村倾斜，着重于保底式的雪中送炭，而不是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乡村和极少数具有区位优势与特定资源的乡村进行锦上添花式的投入。
一方面，这有利于应对疫情冲击；另一方面，有利于“六保”。2.2亿农户、6亿多农村人口，总体上属于弱势群体，对这一庞大群体给予托底保障，有利于抑止社会不公平程度的加据，有利于提振社会总需求，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恢复。
六是，高度重视美元储备资产与海外美元资产的安全，充分做好应对预案。在坚定不移地策略性持续减持外汇储备中的美国债券资产的同时，趁机适时适度地加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范围与力度。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那种粉饰外汇储备中美国债券资产流动性与安全性的说辞站不住脚，是对国家决策与民众的误导。面对一个不理性以至肆意妄为的美国政府及其政治势力，中国庞大的美元资产尤其是海外美元资产，必须未雨绸缪。加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既是一种被迫，也是一种主动而明智的选择。对此，应进一步启动各种机制，比如，我国主导的亚投行，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
